評論

李南央

老爹都是一样情
中国人安土重迁,美国人则把家搁在汽车轮子上,将买房、卖房不当回事。这不,我们搬进现在这个家的第八个年头上,右手边刚刚入住不到三年的第三家新邻居又有了要搬的迹象。
房子的男主人是个木匠,自打搬进来,他们家叮叮当当的声音就没断过。不过这次不大一样,刷墙、换地毯不算,还轰轰烈烈地开来了一辆推土机,在院子里大动起干戈,把整院子的土全换了,铺上新草坪、种树栽花,外带搭了个大大的木晒台。傍晚,俩口子坐在晒台上的遮阳伞下,看着赏心悦目的新院子,眺望着对面的山头和炼油厂的层层油罐,还有那远远的海湾,我们都替他们惬意。可是椅子还没坐热,卖房的牌子就挂上了。一天来了辆厢车,房子转眼就空了,留下两个老头儿院前、院后地干着收尾的活儿。
自从八年前搬进这所房子,我就不断地唠叨,想把厨房重新装修了。地面和壁柜的材料都太老化,让做饭的油烟一糊,总觉得不干不净。无奈先生老说:“等有钱了再说吧。”这么一等就是八年,抗战也打完了。2006年好说歹说,先生同意从他的退休金里借出些钱来,把厨房彻底弄弄。为了不让本不愿意干这事的先生烦心,施工选在他回国探亲的那两个星期。这样,我也就跟着邻居的脚后跟闹腾上了。
签约的装修公司雇了一帮墨西哥人,干活拉杂得不成样子。每天他们走后,我得费劲地里里外外清理他们留下的垃圾,否则待完工时,家里的地毯、地板就全不能要了。这天他们走后,我收拾完他们扔在车库里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下脚料,准备关上车库门收工,没想到电动门刚落了一半就自动升了回去。我赶紧上上下下仔细寻看:门底下清理的干干净净,顶棚上的导轨也没发现什么毛病,又试了几次,就是下不来。我这下可慌了神。天已接近黄昏,正是各处下班的时候,往哪家公司打电话都得碰壁。车库门通宵开着,我又一人在家,这可如何是好。一筹莫展地左右张望着,恰恰看到在邻居家忙活的老头在收拾工具,正要收工的样子。我赶紧跑过去说明了情况,求他帮助看看哪里出了毛病。老头二话不说,扔下手里的东西就跟了过来。他一眼看到距离车门1米多远的地方放着一袋用了一半的水泥,使劲往旁边挪动了一下,再按开关,门哐哐地落了下来。这么简单!我一下闹了个大红脸。
老头哈哈笑了:“这个门欺负女性。”同时伸过粗糙的大手:“我叫大卫,你呢?”我通了姓名,握住了那只手,为了表示真心的感谢,特意用了力气。老头哎呀呀大叫起来。我这才发现他的右手贴着纱布,肿得像个馒头。我连着气儿地:“对不起,对不起!”自己的手好像也感到了那疼痛:“你的手怎么了?”
大卫轻轻地甩着右手,自嘲地说:“咳,我昨天锯木料不小心,锯到了自己手上。赶紧开车上医院看了急诊,缝了好几针。”
我吸溜着气说:“那你还干活!还不休息几天养养伤?反正房主又不在,早晚把活干完不就行了。”
老头眨眨眼:“我是这家的老爹,那个老头是我的朋友,他也退休了,我叫他一起来给我儿子干活。”
我简直不能相信,当时眼睛大概瞪得总有铜铃大。这两位老人前前后后,张罗忙活了一个多月,房子空了还在这儿干,我原以为是雇来的力夯(ben`)儿,没想到会是老爹。虽说我不大会看外国人的年龄,但按已经退休推算,起码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老头说:“我是给儿子帮忙,他在休斯敦找了份新工作,必须赶紧上班,我帮他们搬完家就飞回来了。卖房经纪人请的房检员说一面墙的木料发现有白蚁,我得帮儿子换了这木头,要不房子没法卖。反正我也退休了,你说要爹干什么,不就是儿子需要的时候你得帮帮他吗?”见我的眼睛盯着他的手不放,又呵呵地说:“这手不碍事,是我自己太笨,不耽误干活。”又说:“我还得呆几天,有事尽管找我。”说完摆摆手转身走了。从西边街上射过来的一抹夕阳跟着他,那满头的白发和衣服上粘着的白灰在金色的余晖下闪着光,我的视线模糊了。
转过年,树叶绿了,花开了,邻居院前卖房的牌子终于摘了。又来了一辆厢车之后,邻居家茸茸绿草、缤纷花朵的后院响起了孩子们欢快的叫声,还有一只小狗的汪汪声。
周末,先生在后院干活,我在新装修好的厨房心情愉快地忙活着做饭。窗户开着,先生和邻居哇啦哇啦的拉呱声飘了进来。一会儿,先生带着一脸灿烂的笑容进了屋。
我问:“看到新邻居了?你跟他聊上天儿了?”
“是邻居的老爹。”先生在水龙头下冲着手:“我在后院干活,听到嫩嫩的童声:‘爷爷,要不要喝口水,歇一歇?’又听到个老头的声音:‘不用,好孙孙,爷爷不渴,谢谢了。’话里透着那叫个甜,跟吃了蜜一样。”又说:“老头在割草,是个黑人。正好割到咱家的栅栏旁,看见了我,就跟我聊了几句。说他退休了,周末到儿子家帮他们干活,说是不干活手就痒。再说要爹干什么,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没想到又碰上了个邻居家的“孝子贤爹”。先生说:“你说,以后要是忙忙结了婚,有了孩子,咱们到她家帮她干活,孙子、孙女问咱渴不渴,喝不喝水,那是什么劲头?”
我说:“那你就掉到蜜罐里了。”
先生起劲地一阵哈哈呵。得,又是个好老爹。真是白、黑、黄,齐全了!
2008.1.4.

共产党曾经给予我们的教育:“划清界限”

这篇文章很短。今天选读这篇短文是有些想法儿的。
前几天在美国这边的一个访谈节目中,听到一位从大陆出来的学者讲述他对香港局势的看法,呼吁“和理非”的大佬们是到了出来说话的时候了,要坚决地站到前台,明确地表明跟“勇武派”割席的态度,并将斗争目标锁定在跟以林郑月娥为首的港府谈判,达成和解之上,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中共一旦开枪,这些不肯跟“勇武派”割席的“和理非”派的名人们也是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的。
从这位学者真切、急切并绝对地自以为正确的呼吁中,我看到了那种溶于血液中的共产党曾经给予我们的教育:“划清界限”。在我们成长的年月里,亲不亲阶级分,以阶级、以冠以“阶级”的思想划线,是中国国民所必须遵从的生活准则。在我家就有了父母的离异;有了我们三个孩子因为父亲的“反毛主席”的思想,而自己怀揣着的是要跟随毛主席革命的思想,与父亲划清了界限。
但是在那个年代里,有人是不以阶级,或阶级思想划界的。我过去讲过“我家的老阿姨”、“彭伯伯和彭妈妈”的故事,他们是从那个我没有生活过的、共产党描述给我的——黑暗的旧社会里走过来的人。蔡阿姨、彭妈妈,她们没有因我家的落魄而与我们划清界限,而是尽其所能地给了我们亲情和温暖。
从我父母亲的历史资料中我还知道了,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亲人们——我的姥姥,我的姨姥姥的儿子,我的奶奶、我的姑姑,从来没有同闹革命的他们划清界限,而是在自己于艰难困苦中挣扎的时候,竭尽全力地资助闹革命的他们。
我后来又知道了国民党总统府国策顾问陶希圣先生和他留在大陆的女儿的故事。陶先生跟随蒋介石乘坐太康舰撤离大陆时,航行到上海吴淞口复兴岛一带请求蒋介石停下兵舰,给执意留在大陆的女儿陶琴熏最后一次发出电报。陶希圣在蒋介石为他派出的小汽艇上在吴淞口游弋整整一天一夜,才伤痛无比地接受了钟爱的女儿选择与自己分道扬镳的事实。1987年7月,逾九十岁高龄的陶希圣拼了老命,飞到美国看望外孙、外孙女。我在这两位被共产党列为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战犯身上看到了与天下普通的老爹一样的亲情。
我当然从父亲的历史资料中看到他们那一代青年为什么会厌恶国民党的统治投奔了延安,但是我要说,相较与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统治,共产党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统治要黑暗得多。因为它彻彻底底地泯灭了亲情、毁灭了人性。
习近平有一个女儿,林郑月娥有两个儿子。面对香港青年们不屈不挠的抗争,在这两个人的身上,我看不到一丝一毫的作为父亲、母亲的人性之光。如果习近平还是父亲,林郑月娥还是母亲,如果他们还是人,就应该与香港青年们对话,平息他们心中的怒火,不要再继续挑动大陆人去仇恨香港人这样卑鄙的勾当。三十年前中共的六四屠杀,已经将大陆变为涌动着诺诺之声的奴隶、奴才的可悲、可耻的国度,现在又要来毁掉香港、灭掉香港青年为自由而殊死相拼的血性,你们真是不灭了中华民族誓不罢休啊!
但是香港不是北京,2019不是1989,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中共邪恶本质的认识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习近平、林郑月娥,不为国家、不为人民,只为你们自己,只为你自己的女儿、夫人;只为你自己的儿子、丈夫,请退一步,那会是海阔天空。
我不赞同香港“勇武派”的行为,但是我赞赏香港“和理非”派与他们的不割席。香港人的血液里没有以思想、以行为、以阶级划清界限的毒素。香港人是一家人,他们团结共存,也只有团结才能共存。如果中共最终决定在香港大开杀戒,无论是“勇武派”还是“和理非派”都没有一丝一毫的责任。全部的罪责都在习仲勋和齐心养育的大逆不道的儿子习近平一人身上;而披着基督徒的外衣,心如毒蝎的女共产党员林郑月娥也决计逃脱不了帮凶的罪责;所有向香港平民开枪的警察、军人都终有一天会被送上香港的法庭。

2019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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